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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衣饰看《金瓶梅》:追求人性的解放和人性的幽微

 新闻资讯     |      2022-06-17 00:30
本文摘要:《金瓶梅插图集(明代崇祯刻本)》,广西美术出书社,1993年日本早稻田大学金瓶梅藏本。康熙影松軒金瓶梅,堪称孤本。兰陵笑笑生撰,张竹坡批点。 清康熙三十四年(1695)说《金瓶梅》里的衣饰为中国古代衣饰的集大成者绝不为过,衣饰是如此的富厚与富贵,显现出中华文化的悠久与辉煌光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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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金瓶梅插图集(明代崇祯刻本)》,广西美术出书社,1993年日本早稻田大学金瓶梅藏本。康熙影松軒金瓶梅,堪称孤本。兰陵笑笑生撰,张竹坡批点。

清康熙三十四年(1695)说《金瓶梅》里的衣饰为中国古代衣饰的集大成者绝不为过,衣饰是如此的富厚与富贵,显现出中华文化的悠久与辉煌光耀。就衣饰而言,无论是衣饰的制度、衣饰的多样、衣饰的生产、衣饰的价位,还是衣饰与人物的关系,以及通过衣饰来转达追求人性的解放和人性的幽微,凡此种种小说的美学意义与历史取向,在中国的古典小说里,没有任何一部可以与之相颉颃。《金瓶梅》里有两位主要人物,一为潘金莲、另一为西门庆。

书中对眼花缭乱的衣饰的形貌,也正是从这二人开始的。头上戴着缨子帽儿,金铃珑簪儿,金井玉栏杆圈儿;长腰身穿绿罗褶儿;脚下细结底陈桥鞋儿,清水布袜儿;手里摇着洒金川扇儿,越显出张生般庞儿,潘安的貌儿。(《金瓶梅词话/第二回》,人民文学出书社,1992年一印。

本文如没有特别指出的,均出自这个版本)头上戴着黑油油头发髢髻,一迳里踅出香云,周围小簪儿齐插。斜戴一朵并头花,排草梳儿后押。难描绘,柳叶眉衬着两朵桃花。

玲珑坠儿最堪夸,露来酥玉胸无价。毛青布大袖衫儿,又短衬湘裙碾绢纱。通花汗巾儿袖口儿边搭剌。香袋儿身边低挂。

抹胸儿重重纽扣香喉下。往下看尖翘翘金莲小脚,云头巧缉山鸦。

鞋儿白绫高底,步香尘偏衬登踏。红纱膝裤扣莺花,行坐处风吹裙裤。

第一段写的是西门庆的衣饰,第二段写的是潘金莲的衣饰。在《金瓶梅》一书里,作者不仅深谙其时的社会、世俗和人情,而且对衣饰、衣饰制度及衣饰的变化也相当的熟稔。

重要的是,《金瓶梅》写衣饰另有更重要的枢纽,那就是对旧制度的挑战。《礼记/玉藻》专讲衣饰制度,并在《礼记/深衣》指出:“古者深衣,盖有制度”:君臣有别、尊卑有别、老幼有别、男女有别、士庶有别。从《后汉书》至《清史稿》,辟有(与车并列)的专志“舆服志”。衣饰与制度密切相关,《金瓶梅》却开发了衣饰的另外写作。

《金瓶梅》里的衣饰,展示出了辉煌光耀中华文明的另一种风范。《金瓶梅》里的女性衣饰月娘的:穿着银鼠皮袄,各处金袄儿,锦蓝裙;金莲的:两个大红各处金鹤袖,衬着白绫袄儿;李瓶儿:貂鼠皮袄……这还只是妻妾冬装一部份。平日子的则更讲求。月娘有时穿“大红路绸对衿袄儿,软黄裙子;头上戴着貂鼠卧兔儿”,有时又穿“头戴银丝髻,周围金累丝钗梳,珠翠堆满,上着藕丝衣裳,下着翠绫裙,尖尖趫趫一对红鸳,粉面贴着三个翠面花儿”等。

我们知道吴月娘是西门贵寓大娘,穿着自纷歧般。第二十四回,西门与众妻妾在正月十六喝“合家欢喜”酒。作者写道:“西门庆与吴月娘居上,其余李娇儿、孟玉楼、潘金莲、李瓶儿、孙雪娥、西门大姐都在双方同坐,都穿着美丽衣裳,白绫袄儿,蓝裙子。

惟吴月娘穿着大红各处通袖袍儿,貂鼠皮袄,下着百花裙”。此处,因衣饰制度,妻妾的品级是相当清楚的。不外,《金瓶梅》的良好在于:这种衣饰的制度,以及在衣饰制度上的品级,并没有故障《金瓶梅》充实显示市民社会兴起时的平等诉求。

衣饰于《金瓶梅》,固然具有小说家言的“炫技”。可是“炫技”,不仅展现出一部良好的市民小说断不能缺少的“道具”,同时又建构了文本自身。

春梅先是大房吴月娘的丫鬟,后成了宠妾潘金莲的丫鬟,接着又成了西门庆的“情人”,再以后又成陈经济的“情人”,最后,则成了周守备的正牌夫人。因此,春梅的衣饰前后有极大的变化。

作丫鬟时,约莫是“头戴银丝云髻儿,白线挑衫儿,桃红裙子,蓝纱比甲儿”(见第二十九回)。到了守备夫人时,春梅的衣饰是“妆扮的粉妆玉琢,头上戴着冠儿,珠翠堆满,凤钗半卸,上穿大红妆花袄,下着翠兰缕金宽襽裙子,带着丁当禁步,比昔差别许多”(见第八十九回)。春梅衣饰的流变,可见衣饰制度的投射。

宋惠莲,本是西门庆仆人来旺的媳妇,成为西门庆痛爱的“地下情人”之后,“一套绿闪红缎子对衿衫儿、白挑线裙子。又用一方红销金汗巾子搭着头,额角上贴着飞金并面花儿,金灯笼坠耳……月色之下,恍若仙娥,都是白绫袄儿,各处金比甲”;“被一阵风过来,把他裙子刮起,里边露见大潞红裤儿,扎着脏头纱绿裤腿儿,好五色纳纱护膝,银红线带儿”。事实上,《金瓶梅》写惠莲衣饰,写得这般色泽和这般的性感,从某种意义上看,则是为惠莲“命薄”吁不平。

衣饰于此,我们可以管窥到作者的趣味和价值取向。不仅惠莲的衣饰与西门贵寓众妻妾的衣饰相近,而且像爱月儿、吴银儿这样属于娼门的女性,在衣饰上也被“一视同仁”。如吴银儿的衣饰“头上戴着白绉纱髻、珠子箍儿、翠云钿儿,周围撇一溜小簪儿。

上穿白绫对衿袄儿,妆花眉子,下着纱绿潞绸裙,羊皮金滚边。脚上墨青素缎鞋儿”;爱月儿的衣饰“新妆妆扮出来,上着烟里火回纹锦对衿袄儿、鹅黄杭绢点翠缕金裙、妆花膝裤、大红凤嘴鞋儿,灯下海獭卧兔儿”。品级、性别、尊卑里的人,都追求衣饰的华美,在《金瓶梅》里确实是一种众生平等的暗喻。

《宋史/舆服五》指出“士庶之间、车服之制至于丧葬,各有等差。近年以来,颇有逾僭”;“诏县镇场务诸色公人并庶人、商贾、伎术、不系伶人,只许服皂、白认、铁、角带,不得服紫”;“倡优之贱,不得与贵者并丽”等;《明史/舆服三》对士庶妻妾衣饰也有明确划定“不许用大红、鸦青、黄色”等。

无论按宋季衣饰制度还是明季衣饰制度,《金瓶梅》于衣饰制度上的僭越与叛逆,仅衣饰而言,这部小说反礼教的价值取向很是鲜明。仕宦大家王招宣府的未亡人林太太的衣饰,则又有另一层深意。

招宣府林氏的衣饰是:“妇人头上戴着金丝翠叶冠儿,身穿白绫宽绸袄儿,沉香色各处金妆花缎子鹤氅,大红宫锦宽襕裙子,老鸦白绫高底鞋儿”。这一套衣饰,是西门庆众妻妾、丫鬟以及有的娼门女子所没有的。崇祯版绣像本《金瓶梅》有200幅插图,独林氏衣饰唯一。

其他女性衣饰都没有花纹,林氏的衣饰描有花纹(即妆花缎子鹤氅);其他女性没有头饰,即便有,也只是束带与简朴的钗簪,独林氏头上有冠。这讲明林氏的“命妇”(祖上是所谓的“太原节度邠阳郡王”)身份,同时叙述了林氏久寡的欲望与西门庆以粗鄙之人征服上层女子(“命妇”)的“业绩”(对此,清人张竹坡曾给予招宣府主人痛斥“一丑招宣”)。可见《金瓶梅》里的衣饰形貌与叙事,不仅在于作者对于衣饰的展示,同时也是对人物性格与运气的一种叙事。《金瓶梅》里的男性衣饰女性衣饰在《金瓶梅》里是衣饰叙事的重头戏,但男性衣饰的形貌与叙事,同样是其整个文本的重要组成部门。

西门庆的第一次亮相,作者用了九个“儿化”的词来写西门庆衣饰。此形象即土豪尺度像。到了西门庆行贿做上了“金吾卫衣左所副千户”一职后,西门庆的衣饰,有了重大的变化。

西门庆官职刚得手,就“使人做官帽,又唤赵成衣率领四五个成衣,在家来裁剪尺头,攒造衣服”;迎请朝廷大员着“青衣冠带”;去京都参见位极人臣的蔡太师“戴上忠靖冠”和“穿上外盖衣服”。此时的西门庆,毕恭毕敬,不再是阳谷县寻花问柳的土豪,而是一位像模像样的官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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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书虽写的是大宋故事,但所有场景都发生在明期(《金瓶梅》初刻大致在隆庆万历年间,即公元16世纪中期),衣饰于此,既给我们留下(近)古代衣饰的样式和(近)古代衣饰的制度的真实记载,又留下了许多想象空间。西门庆本是阳谷县的流氓土豪,纵然当了“金吾卫衣左所副千户”(宋并无此官职;《明史/官职》记有“金吾”等十九卫,“副千户”一职,从五品),他更多的时间,仍是在阳谷县做生意和找女人。所以西门平素最喜的衣饰是“五彩飞鱼氅衣,白绫袄子”,尤其是“白绫”。“白绫”在《金瓶梅》里,并非吉物,相反,是西门庆与他的女人们的凶兆和死亡的转喻。

西门庆的女人,多数喜欢穿红色的衣饰。潘金莲、李瓶儿、庞春梅、宋惠莲等,包罗一身豪装的林太太在西门庆眼前也穿的是“大红裙”。一白一红,极具性感和文本暗喻,同时也见证了色彩于衣饰是衣饰制度的重要内容。

尤其是像《金瓶梅》这样用于人性的善恶、用于人物的性格、用于人物之间错综庞大的关系,在中国文学里是稀有的。《金瓶梅》里的衣饰既是“道具”更是文本《金瓶梅》里的衣饰名堂繁多、流光溢彩,几为穷尽其有:皇亲国戚、达官贵胄、士子商贾、命妇庶妻、小姐丫头、贩夫走卒、朝服制服、官服民服、时装职装、外套亵服……在《金瓶梅》里,连一些过客,如只泛起一次的兵勇等的衣饰,都写得极为认真、决不纰漏。

固然,一些衣饰或许是“小说家言”,尤其是官服,如提刑官的衣饰。提刑官一职独见宋,即“提点刑狱司”里任职官,品级约莫在三至四品之间。查《宋史/舆服四/诸臣服下》并不见“黑青水纬罗五彩洒线猱头金狮补子圆领,翠蓝罗衬衣,腰系合香金带”之制度;再查《明史/舆服三/文武官冠服》也不见此制。

可见其杜撰的意味。即即是杜撰,《金瓶梅》也有凭据。《明史/舆服三/文武官冠服》标出三品四品的文官服为“孔雀”(三品)、“云雁”(四品),武官为“虎豹”,《金瓶梅》将其“虎豹”转为“金狮”。

并在“金狮”之前,还加一“猱头”。猱,是一种类猿动物,猱作为衣饰制度的标识,均不见宋明两季官职衣饰制度。“猱头金狮”显然具有搞笑的元素。此“搞笑”以及另一些场景里的衣饰“展演”,把衣饰的现实与超现实、真实与虚构,联合得天衣无缝。

仅此,足显《金瓶梅》文本的讽喻与反讽的卓尔不群。《金瓶梅》的衣饰研究现在尚很单薄《金瓶梅》里所涉及到的衣饰制度及衣饰的富厚性,是其时及厥后的文学作品(包罗《红楼梦》在内)所没有的。与《金瓶梅》险些同时期的《水浒传》(说唱成于元末明初、刊刻于明中期、通行本于明晚期),衣饰形貌与叙事算是富厚的,沈从文晚年的鸿篇巨制《中国古代衣饰研究》(商务印书馆,2011)有专节论及《水浒传》及明人绘水浒画。

沈先生指出“衣着形象形貌相当清楚”,男性方面的特点是“素朴”。沈先生也指出《金瓶梅》里的衣饰“衣着首饰,反映相认真实详细”。不外,从沈先生的叙述看,存在两个方面的疑问。

一、沈著有专节叙述《水浒传》而没有《金瓶梅》的专节;二、《金瓶梅》里的衣饰不是素朴而是华美的(前文所引即可证明)。哈佛学者田晓菲在《秋水堂论〈金瓶梅〉》(天津人民出书社,2014)一书里,以教养叙事不如人性的庞大和幽微叙事,重复申诉“词话本”不如“绣像本”。如田晓菲说西门庆的形象,“绣像本的形貌比词话本中谁人比力常见的、比力漫画化的浪浪子形象越发庞大和全面”。

其实,就衣饰而言,“词话本”比“绣像本”富厚多了。特举一例:“词话本”第五十九回写郑爱香儿的衣饰“头戴着银丝髻,梅花钿儿,周围金累丝簪儿,妆扮的粉面油头,花容月貌,上着藕丝裳,下着湘纹裙”;《绣像本》(康煕三十四年金瓶梅藏本影松軒本/日本早稻田大学藏)只一句“却说郑爱香儿妆扮的粉面油头,见西门庆”。两两比力,前者因为衣饰的“繁褥”,活脱脱展示出一个娼门子弟在有钱客人眼前的作态;后者,文字的意味寡谈了许多。

“词话本”里的衣饰形貌与叙事,除了作者有些“炫技”外,实际上是小说人物形象与人物关系的重要“构件”。如果这个话题有些“靠谱”,那么,如同“金学”远不如“红学”那样“显学”,《金瓶梅》的衣饰研究似乎也很单薄。

再举几件个案,以证《金瓶梅》的衣饰形貌与叙事前无昔人。张岱的《陶庵梦忆》写尽晚明富贵,对于庙宇、楼台、市井、居家、人物、器物、酒肆、茶室、美食、游冶、戏曲、评书、礼祀、节庆等等,都有详尽且妙笔生花的记载,却没有衣饰的记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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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明屠隆的《考槃馀事》,险些写尽人间乐事器物,共分“书”“画”“纸”“墨”等十五笺,只在“起居器服笺”中有很少一部门谈及衣饰。谈及的也只是简朴的“禅衣”“道服”“冠”“披云巾”和“文履”(顺便一说,后人有人认为屠隆是《金瓶梅》的作者,仅此看,我是不相信的)。

如果再作横向比力,更能看出《金瓶梅》在衣饰形貌与叙事上的史学价值和美学价值。初版于1930年的《图说日本衣饰史》(高桥健自著,李建华译,清华大学出书社2016年出书),是日本衣饰史的筚路蓝缕之作。这部衣饰史(起于约莫公元6世纪的“飞鸟时代”至仿效西欧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“明治时期”)所提供的衣饰样品与个案,总共不外300件左右。

如果专门编一部《金瓶梅衣饰谱》,其样品和件数肯定不会少于《图说日本衣饰史》。一部《金瓶梅》写尽天下衣饰!一部《金瓶梅》集古代衣饰之大成!一部《金瓶梅》就是中国古代衣饰的博物馆!《金瓶梅》里的衣饰旨在寻求市民生活平等的趣味有繁花似锦的形貌与叙事,《金瓶梅》还不止于在衣饰的制度,更在于打破制度以寻求市民生活平等的旨义和趣味。《金瓶梅》里的衣饰,还涉及到衣饰织造的规模与衣饰的商品价位(这对于明代经济研究一定大有裨益)。

先说规模。第四十回有专门写西门庆贵寓为其妻妾做衣服的章节。一段是:“西门庆衙门中回来,开了箱柜,拿出南方织造的罗缎尺头来。

每人做件妆花通袖袍儿,一套各处锦衣服,一套妆花衣服。惟月娘是两套大红通袖各处锦袍儿,四套妆花衣服”;一段是:“李娇儿、孟玉楼、潘金莲、李瓶儿四个都裁了一件大红五彩通袖妆花锦鸡缎子袍儿,两套妆花罗缎衣服。孙雪娥只是两套”,月娘则有“一件大红各处锦五彩妆花通袖袄,兽朝麒麟补子缎袍儿;一件玄色五彩金遍边葫芦样鸾凤穿花罗袍;一套大红缎子各处金通麒麟补子袄儿,翠蓝宽拖各处金裙;一套沉香色妆花补子各处锦罗祆儿,大红金枝绿叶百花拖泥裙”。

在此,西门庆为妻妾共做衣服“三十件”。“词话本”为此专为西门贵寓做衣服的赵成衣提写了一首六言长排(“绣像本”无此诗)。起首便称“我做成衣姓赵,月月主顾来叫。针线牢牢随身,剪尺常掖靴靿”。

从成衣的忙碌到衣饰的出现,其规模和数量,险些无法计算。西门庆从开药铺和坑蒙诱骗发家,到厥后开段(缎)铺(西门庆黑吃了别人的钱所开)。

这讲明:一、服装生意也许比药铺更赚钱,二、其时对服装的需求都很旺盛。第六十回“西门庆立段铺开张”,开张货物“共装二十大车”,开张喜宴“十五桌”。

西门庆的狐朋狗友、三大姑六大舅,另有政界中人夏提刑的礼物,其局面之铺陈和热闹,可见其时服装业的繁荣——这那里是沈从文先生所说的“素朴”?再说服装的价位。李瓶儿一件皮袄六十两、祭李瓶儿孝绢二十两,西门庆为梳笼粉头李桂姐、脱手就是五十两银(为李讨四套衣服),第四十回提到赵成衣为西门贵寓做衣服人为五两等。

可见,服装动辄以两、几十两计。那么,现在我们来看看《金瓶梅》里其他地方涉及到银两价位的话题。第七十回里有一张天子夸奖众大臣的钱物清单,天子夸奖最高者五十两,最低者五两。

与西门贵寓妻妾的衣饰价位比,天子夸奖的最高价位,不值李瓶儿一件皮袄,天子赏给某大臣的五两,只是赵成衣为西门贵寓众妻妾做一次衣服的人为。再看,西门贵寓的丫鬟买出卖进,约莫一个值四两至七两(见第三十回,李瓶儿买一丫头,论价从七两五钱讲到七两成交;第三十七回,四两一个);西门庆纵欲身亡后,西门贵寓作“鸟兽散”,曾是西门庆小妾的孙雪娥只卖了八两(见第九十回)……据一明小品所载,在明一季,平民的生活每年约莫一两五,戚继光的士兵军饷月银一两。明中期一两白银兑换铜钱十钱(一千文)。

那么一钱可以做什么呢?第六十八回,西门庆请娼门四女献唱,打发的钱是:四妓女每人三钱、厨子五钱、倒茶小儿每人二钱、丫头桃花儿三钱。可见一两银子是可以做许多事的。这般看来,西门贵寓的衣饰,多数是“天价”。

《金瓶梅》中奢华衣饰与“本朝之制,敦尚节俭”的对比凡涉明史,我们知道,“本朝之制,敦尚节俭”(明·刘侗等《帝京景物论/方逢年/序一》),但我们在《金瓶梅》里看到的却是如此奢华的衣饰。明自万历进入它的后期,明后期有两大社会现象:一是明皇的怠政(如明神宗自万历十六年后便基本不上朝,须知万历一朝共四十八年),二是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,其经济与文化很是富贵。对于后者,《剑桥中国明代史(下)》(中国社会科学出书社,2006年)写得清楚:“在向整体化迈进的程序加大的同时,明代中国农业的专业化和商业化水平急剧生长,丝、棉、瓷器工业快速增长”。

《剑桥中国明代史(下)》还特别指出“这些地域的中心都市,如苏州、松江、嘉兴、南京都泛起了前所未有的繁荣。业已成为中国丝绸业之都的苏州……甚至农村四周的一些小集镇也变为兴旺的染色、上浆及相关行业的中心”。外洋史家于此注意到了“丝”与“棉”在明代中后期的快速增长,以及与丝、棉、绸、缎相关的工业和工艺的繁荣。

由于日益壮大的衣饰工业所带来的钱粮与治理等,明中央政府专设“织染杂造局”(《明史/职官四》)。正是这一“快速增长”与“繁荣”,为《金瓶梅》里美丽辉煌光耀的衣饰(只管有些是小说家言)提供了施展天地的平台。“节俭”于此,因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多元,便“销声匿迹”。

我们知道,《金瓶梅》事件发生的所在在一个叫阳谷县的地方。阳谷县,在《水浒传》里明确指定为在山东(小说中有山东方言)。

如果通过《金瓶梅》的小说文原来看,再通过小说中形貌的西门贵寓的亭台楼阁来看,很显然,它们与江南的园林近似。崇祯绣像本《金瓶梅》的插图(200幅没有画工的署名,仅几图有刻工的署名)有可能出自陈洪绶等明末著名画家之手,而陈老莲的出生地和营生地,正是明后期中国出书业最为盛行的闽浙地域。如果从“绣像本”的200幅插图所提供的配景看,小说里的事件、人物,特别是生活细节,很有可能发生在江南,至少有清楚的江南场景(小说中曾提及漂亮的绸缎来自“南方”)。

明后期江南地域的商业繁荣,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和多元,由此推动了戏曲和小说的蓬勃,于是《金瓶梅》应运而生,书里对衣饰的形貌和叙事所到达的万千气象也应运而生。说《金瓶梅》里的衣饰为中国古代衣饰的集大成者绝不为过,衣饰是如此的富厚与富贵,显现出中华文化的悠久与辉煌光耀。就衣饰而言,无论是衣饰的制度、衣饰的多样、衣饰的生产、衣饰的价位,还是衣饰与人物的关系,以及通过衣饰来转达追求人性的解放和人性的幽微,凡此种种小说的美学意义与历史取向,在中国的古典小说里,没有任何一部可以与之相颉颃。

泉源:人民网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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